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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科学历史,探求创新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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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科学技术史大讲堂第九讲成功举行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1-05-26
2011年5月23日下午,复旦大学历史系吴以义教授走进中科院科学技术史大讲堂,以《赛先生姗姗来迟:从同光朝士人眼中的维多利亚科学谈起》为题,在自然科学史所401会议室向广大听众讲解了中国人眼中的维多利亚科学。本次讲座由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王扬宗研究员主持。
吴以义教授首先从科学与技术的分野谈起,他认为,科学和技术并没有必然联系,两者绝非是“父子”关系,也绝非“孪生兄弟”。科学是对自然的理解,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科学的目的是用理性整理经验事实,比如说,亚里士多德论风,牛顿论行星的椭圆轨道。而技术是对自然力的利用,即利用自然的知识来“做事”,例如,磨坊的风车,瓦特的蒸汽机。
   在吴以义教授看来,科学和技术这两个领域常常紧密相连,有时甚至不可或分,但是从来并非如此,也并非必然如此。从希腊化时代一直到科学革命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有一段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有时我们用“纯科学”这个词来称呼这种学问。通过回顾历史上纯科学的发展,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无理数”的讨论、亚里士多德的世界、托勒密的宇宙体系,到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革命时代,再到为人类带来巨大变革的电磁理论、近代物理,吴以义教授将科学一分为三:首先是哲学,通过启蒙运动吸收了科学的基本信念和方法;其次是科学,得到了自身存在的依据;最后是技术,工业革命以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果。
   吴以义教授主要从事西洋和中国科学史研究,通过史实和案例讲述了一段清朝同治、光绪时期东、西方科技与文化交流的历史。他以达尔文进化论在中西方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解读为例进行了重点说明。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1859年创立了生物进化论以后,不仅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申报》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就向国民报道了达尔文《人类起源和性选择》的出版消息,把达尔文称为“西博士”,把达尔文的上述著作简称为《人本》。1877年,英国在华传教士傅兰雅(J.Fryer)主办了《格致汇编》, 在谈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时,傅兰雅竟然说:地球上的人由来已久,人类的起源如何,与现代人无关紧要,费这些功夫探讨人类的起源,还不如用功夫考究人类的终结。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抓住了达尔文学说中的基本精神“物竞”和“天择”,积极宣传进化论中的 “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等思想,从而能够迎合国人的心理需要和激发国人的危机意识,号召国人奋起“自强保种”,振兴中华。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和西洋算是有了正式的接触。我国首先接触的是西洋技术成果,首先看到的是西方坚船利炮。另一方面,我国的科学精神薄弱,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此深刻,如此行之有效,历史传统和文化格局也都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吴以义教授谈到,关于设置电报的问题在国内就存在着分歧,支持者如洋务派恭亲王奕、李鸿章、左宗棠等,反对派如工科给事中陈彝等认为电报会毁坏地脉,惊动古老的亡灵,“电线之设,深入海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不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吴教授认为,中国所缺乏的正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的核心是理性,是独立的个人判断,是不依赖于他人的。
   最后,吴以义教授总结说,科学和技术尽管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科学精神是纯科学的产物,后来向技术领域以及其他非科学领域扩散;由于历史的原因,所谓的西学是以技术这种物化了的力量进入中国的;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看,科学精神尚待提升和发扬。
   据悉,中科院科学技术史大讲堂第十讲将于2011年5月31日(周二)下午14:30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401会议室举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王道还先生以《<天演论>中的热力学》为题进行演讲,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