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蓝万里同学：

前几天，我从科大网页上看到蓝万里同学的报道，《中美考古学家联合研究表明：我国9000年前已经开始酿酒》，感到有必要提几点意见，供你参考，倘有不妥之处，欢迎商讨或批评指正。

1. 我不太同意这是中美考古学家的联合研究。实际上，这是美国科技考古专家提出要求，由我从中联系，请相关的中国考古学家提供样品，再由McGovern负责测试分析，撰写论文(参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网站内容：Changsui Wang, chairperson of the Archaeometry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in Hefei (Anhui Province) was untiring in his enthusiasm for the project, and personally accompanied Dr. McGovern on travels to excavations and institutes, where collaborations and meetings with key scientists and archaeologists were arranged.)。应该说，这是一种合作方式，而不是联合研究。实际上，张居中教授既不懂得其中的分析原理，更无能力判断论文结论的正确性。而作为合作作者和组织者的我来说，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至少我还懂得其分析原理，并对结论有保留观点(适当时候，我将撰文阐述我的见解)。当然，我以为，这种合作方式还是有利于弘扬中华文明的，因此，当美国Brookhaven国家实验室Harbottle资深教授向我介绍McGovern博士，并希望我给予帮助时，我一口答应，不仅多次邀请他邀访问科大，还向他介绍了张居中和唐继根教授，并经张居中教授介绍，McGovern博士认识了张志清教授，从而保证了样品来源。

2. 邀请McGovern博士访问科大，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发几篇论文，而是要开展残留物分析工作。实际上，去年6月，西安出土西汉酒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一致同意程光胜先生的建议，由我们对此古酒做测试分析，为此，我组织了西汉古酒研究小组，由黄文川副教授具体负责。黄老师不负众望，经过数月的分析测试，基本探明了西汉古酒的性质和主要配方。有关研究成果已于去年底交给了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孙福喜所长。根据双方的协议，有关结果暂不发表。黄文川老师尽管感到有些遗憾，但还是以大局为重，始终未向外界透露任何信息。现在，他正在努力开展古代残留物分析，希望能尽早填补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3. 你的文章开头为：“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张居中教授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的Patrick E. McGovern教授合作的项目得出结果：在对河南贾湖遗址中发现的陶器进行分析时，找到了中国目前发现的存在最早的酒的证据……”。我不清楚这是蓝万里同学的观点呢，还是张居中教授的观点。若是蓝万里同学的观点，看了我的意见后，希望能予以改正。不过，既然提到这一点，我以为有必要顺便向张居中教授进一言。在我的心目中，张居中教授是一位颇为优秀的考古学家，对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也饶有兴趣，但对科技考古学科而言，他基本上还处于入门阶段。张居中教授刚刚调入科大时，我曾多次对他说，“希望你和我系的科技考古专家精诚合作，共同建设科技考古学科。”不久，我发现颇难与之合作，于是，我又不止一次对他说，“……倘若你希望在科技考古领域有所作为，唯有认真学习科技考古知识，使自己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仅仅靠提供样品，在合作论文上挂名，是成不了科技考古专家的。当然，你也可以向俞伟超、严文明、张忠培等先生学习，提出考古学的大思路，建立自己的体系，成为考古学领域的大家。”几年来，我感到十分遗憾，他不仅未能和我们科技考古专业的教员友好合作，且不顾我们的反对，想方设法当上了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的副主任。这中间的细节，如有必要，适当时候，我将以适当方式公之于世。今天我要说的是，他这个副主任实际上徒有虚名，几年下来，我真不知道他对科技考古学科的发展做了什么？……。

现在，我不得已离开了科大，按理说，我不应该再管科大的事情了，何况我一没有时间，二没有兴趣，但从蓝万里同学的报道，不得不联想起一系列事情，也使我不得不澄清一些事实。关于我们和Harbottle教授合作，在《Nature》上发表论文一事，我曾在《农业考古》上做过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再叙述一下和李学勤先生合作，在《Antiquity》发表中国文字起源论文的过程。2000年，我发起召开科技考古香山会议期间，曾向李学勤先生建议，请他写一篇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论文，由我邀请Harbottle教授合作，争取将论文发表到《Science》上，李先生欣然应允，但提了一个条件，要和我合作。尽管我理解李先生的厚爱，但我仍对他说，“我对古文字一窍不通，甚至连草书都看不懂，怎么能和您合作呢。”李先生说，“你不合作，我就不写。”我只得恭敬不如从命。应该说，论文的初稿是李学勤先生撰写的，经我的学生翻译和我的修改，传给Harbottle教授后，他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而论文的无数次修改，都是Harbottle教授和李先生、我进行讨论的。尽管论文最终未能如愿发表在《Science》上，而在另一重要刊物《Antiquity》上发表，但《Nature》网站和《Science》刊物皆迅速作了评论。考虑到张居中教授即将调入科大，我也邀请他作为合作作者之一，不过，他对该论文基本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用一句俗话说，他和我一样，都是乘船的。然而，这样一篇论文，有关报刊报道时，如同蓝万里同学这次报道一样，张居中教授似乎成了“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无疑，有关记者和蓝万里同学对这种错误导向都有一定的责任，这里姑且不论。今天，需要强调的，也是令我耿耿于怀的是，张居中教授如此科学良心和科技水平，居然至今仍占据着“堂堂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主任的位置！

4. 如前所述，上面的一些论文，我都不是论文涉及领域的专家，绝无“争功”之意。我给蓝万里同学提这几点意见，旨在强调一个常识，欲做好学问，首先需学会做人。仅以这一常识与蓝万里同学共勉。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
                                       王昌燧
                                   2004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