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雄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江东犁和铁搭是两种水田整地农具，这两种水田整地农具在江南地区历史上都曾经得到广泛的使用，不过在时间上有先后。江东犁主要用于唐宋时期，而铁搭主要用于明清时期。研究唐宋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史，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史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这两种农具。有的人将江东犁视为唐宋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而铁搭则被当作明清时期农业生产力停滞不前乃至衰落的重要证据。

最近，李伯重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曲辕犁与铁搭》的文章，试图改变以往人们对于这两种农具的评价。他认为，铁搭的重要性并不逊于江东犁，其对江南农业经济发展所起的实际作用甚至更大，并以此作为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一个证据。这一说法与近来学术界颇有影响的美国 “加州学派” 遥相呼应。作为加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彭慕兰在其所著《大分流》一书中提出，在 19 世纪之前，西欧与东亚比较，各方面发展大致处于同一水平，西欧除煤炭之外，不存在其他内生优势。

李伯重与加州学派的观点，引发了传统经济再评价的讨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明清江南的农业技术。笔者以为，江东犁为代表的曲辕犁在江南由盛转衰，最终被铁搭大量取代，并不意味着铁搭在技术性能上超越江东犁。江东犁是适合牛耕的先进农具，它退出主流，根源在于明清江南人地关系紧张、养牛成本上升，农户难以持续保有耕牛。《天工开物》记载：“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蓄牛力。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之便。” 文中所说之 “锄”，即是铁搭。

农具选择，是资源禀赋约束下农户的经济决策，不能简单等同于 “技术进步” 或 “生产力倒退”。江东犁转向铁搭，是 9—19 世纪江南资源结构变化的物化体现：唐宋地广人稀，便于发展牛耕；明清人口稠密、田块狭小、地价与饲草价格抬升，人力农具铁搭更契合小农经营。

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人地比例、要素成本孤立评判农具优劣。把江东犁等同于 “进步”、铁搭等同于 “停滞”，或是反过来单纯拔高铁搭、否认牛耕体系的技术优势，都存在片面性。农具变迁背后，是土地、劳动力、畜力三者长期博弈的结果，这正是近千年江南农耕演变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