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农政模式终结的理论沉思
作者：李典军
原文为专著《苏联农政模式研究》结语，网络刊发来源：三农中国，2007-08-09

1991 年寒冷的圣诞节，苏联象征工农执政的红色斧头镰刀旗徐徐落下，社会主义苏联走完了自己辉煌而艰难的 74 年历程，共产党在失去政权的前提下，整体分裂为 13 个独立的国家。就政治形态来看，它宣告了苏联的全面解体，也意味着苏联农政模式的世界性终结。悲剧是如何发生的？悲歌是如何唱起的！？这将会成为世界史上最为永恒的话题而值得后人去思索去研究。目前就当时的苏联和今天的中国学界来说，已就解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进行了一系列分析，提出了许多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然而我们认为，要使苏联社会主义的精神财富得到保存，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最需要的是进行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因此，当本人完成了苏联农政模式演变的全部历程展示之后，我以为最需要的是进行理论的思辨。然而作者学识有限，不可能对苏联农政模式终结的理论进行完美无缺的分析，而只想根据本书的主题要求，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指导苏联农政建设的成败得失进行有限的思考，也算作一种理论沉思的引玉之砖而希望引起世人的警醒。

（一）列宁的理论选择与实践

20 世纪初期至十月革命前，列宁是在主张发展俄国资本主义，制定俄国土地纲领的前提下，开始探索变革俄国农业道路的。尽管他研究和传播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但他当时提出的仍然是用美国式农业道路变革俄国土地制度，学习和借鉴美国经验来改造俄国农业的政治主张。然而俄国没有按照这一进程发展。当列宁及时抓住机遇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时，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其理论研究显然准备不足。在农政建设问题上，当时有两条高于俄国的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三百年发展起来的世界最为发达的，又得到列宁论证的具有美国色彩的土地国有基础上的农业市场化道路，但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另一条是经过四百年社会主义思想演变发展起来的具有英国特色的土地国有论基础上的农业有计划发展道路，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与法国、德国、俄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斗争中形成的，但它没有得到欧洲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认同，也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这两条道路尽管都来自西方，但对它的选择却成为东方 20 世纪社会主义农政发展史的两条基本线索而不断经历了一系列的理论和政治斗争。

然而选择最为困难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开创者的列宁。以十月革命所确立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性质，他当然要选择对资本主义农业进行了无情批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引的道路，但这条道路，一方面不被俄国农民所接受，更为资本主义世界所不容，依靠的力量只能是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另一条是被自己所论证的美国农业道路，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的布尔什维克党难以认同，这就取决于俄国农民的态度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对苏政策。但这两者的态度和表现，堵塞了通往美国道路的可能。

首先是农民群体的大多数否定了选择美国道路的可能。十月革命爆发的前几个月，列宁仍坚持高看美国农业道路，但十月革命后农民的态度出乎列宁意料之外，他们既不赞成土地国有化，也不认同美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而是希望选择具有俄国特色的土地社会所有论基础上的农业半市场化道路。列宁从当时革命的需要出发，满足了农民的要求，选择了曾被自己批判和否定过的土地平均分配的主张。

其次是西方的敌视打破了选择美国道路的幻想。列宁在他的理论著作中给予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以极高的评价，并试图选择美国道路来改造俄国的农业，即使在十月革命初期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美国政权主体在武装干涉苏俄中的表现却否定了这种可能。苏俄工农政权一成立，美国从 1918 年开始便和日、英、法等国一起把军队开进了苏俄领土。随后又三次组织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这种敌视政策，打破了列宁对美国的幻想，中断了苏维埃俄国学习和借鉴美国农业经验的进程，对苏俄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当时来看，它促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农业政策的彻底转变，导致了列宁农政方向的迅速调整，使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不得不改变了十月革命初期择定的道路，直接催生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成为后来通向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道路的桥梁；就长远来看，它影响了斯大林的农政思想，坚定了斯大林贯彻实施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引的农业发展道路的决心。

三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理论与政策选择。十月革命后至西方武装干涉前，从苏俄当时实施的农业政策来看，我们找不出美国有干涉苏俄的理由。因为第一，从大的方面来看，苏维埃俄国宣布实施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当时列宁出于策略考虑，把建成社会主义放在了今后；第二，宣布一切地下矿藏和森林、河流等自然资源都收归国有，是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的主要政策导向；第三，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大部分土地无偿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的政策，也正是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内容；第四，将大庄园改为国营农场，而不是均分给农民，则体现了美国式的大生产形式，并试图仿照美国农业已形成的合作经济发展农民的集体经济，应当说与美国经营方式相似。

但是为什么一个新起的帝国对一个仿照自己农政举措以求壮大的新生国家实施不遗余力的武装干涉，仅用阶级斗争和主义之争说是不能反映全貌的。我们认为与其说是美国及其西方对于工农政权的仇视，还不如说是对列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借鉴美国方式将使苏维埃俄国有可能强大起来的恐惧。因此，西方世界的战略目标始终就是中止苏维埃俄国的强国之路。而且这种战略企图到今天都没有停止。他们在十月革命后所进行的武装干涉就达到了这一目的。它打断了苏俄有步骤的进行国家资本主义建设进程，占领了俄国 3/4 的土地，苏维埃政权失去了乌克兰、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这些产粮地区，中断了主要的粮食来源，迫使苏维埃俄国实施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而使苏俄改变了既定的农政方向，在事实上将苏俄引向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又未经实践检验的农业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西方和美国政权主体逼出来的。

四是转向新经济政策。这种因外国武装干涉而产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由于未能得到农民的认同而遭遇了不断地起义与暴动，使列宁不得不转向新经济政策。关于新经济政策方面的论述很多，我们不再赘述，只想就它与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关系提出以下几点：第一，列宁新经济的选择偏离了经典教义。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由贸易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旗帜，它与社会主义无缘；农民作为封建主义的遗产，与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不可能产生出社会主义因素，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允许有农民的特殊利益，当然就不存在负担问题，更不允许有农民的自由贸易。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提出的以满足农民利益需求为指向的贸易政策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观点。第二，列宁从来没有把新经济政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长久性政策。正是从以上意义上来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列宁不会把它作为一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期经济政策。列宁曾反复指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 “退却”、“让步”、“改良主义” 的措施，“是由于目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部政策上，实行了特殊的过渡办法。” 就是说，新经济政策并不包括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 “全部” 经济政策，而是一种 “特殊” 的经济政策。列宁的这一思想为斯大林进行新的选择留下了很大的理论空间。第三，美国农业道路对苏维埃俄国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美国农业道路因农民的不从和西方的武装干涉而中止，新经济政策的选择似乎体现了一些美国道路的影子而备受人们推崇，但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引导俄国走向强盛。因为世界源源不断的移民，英国乃至欧洲用之不竭的资本，广阔无垠的天然优质土地资源，农民不纳税少纳税前提下的农业补贴政策等等，在苏维埃俄国都不具备。因此，苏俄必须另寻途径。

（二）斯大林的理论继承与实践

斯大林十月革命前完成了从农民个人土地分配与占有论者向列宁主义者的转变，他也从承继列宁的思想开始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农政建设事业的实践。就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看，斯大林有一次大的转换，那就是从列宁的农业合作制思想转向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论，从新经济政策转向农业集体化；就对农民群体的关系而言，由对农民群体的让步转向对农民群体的强制。

关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农业理论的转换和政策的调整，在中国和目前的俄罗斯的学者中争议很大。我们认为斯大林的这一次战略转变导致的理论转换和政策调整是 20 世纪世界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它是在苏联已进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对列宁的两种选择进行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重大调整。如果说美国的农政道路是英国农政建设形态的升华，那么斯大林所开创的这一条完全不同于美国农政道路的新探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像美国的林肯超越了华盛顿一样，斯大林超越了列宁而成为苏联最伟大的领袖，因此我们把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农政建设称之为 “苏联农政的斯大林时代”。苏联的解体是承继者的无能与失误造成的，与斯大林无关。政治家不是思想家，更不是算命先生和预言家。

第一，列宁农业合作思想导引的新经济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解决苏联强大的问题，其政策指向要想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没有理由赋予新经济政策更多的玫瑰色彩。因此，斯大林在农政指向上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调整，如果不从当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人民的需要找原因，而是在书斋里寻答案，那就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和学者的天真。

第二，斯大林充分利用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精髓来武装自己的农政战略，它所产生的精神力量超过了任何时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理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土地的国家所有，农业的有计划供给，用机器武装起来的大农业改造小农经济，阶级斗争理论推动社会共同富裕、城乡一体共同发展等。所采取的农政方略是：制定明确的农业发展战略，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农政管理体系以及各项新的农业管理制度。

第三，斯大林的这次选择是对美国农业发展道路扬弃的结果。他提出实现工业化的农业组织要像美国那样，走规模化和扩大农业科技含量道路；在工业化资金的积累上，要像美国那样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因为 “美国工业是在国内市场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但 “比起美国工业来，俄国工业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国内市场，首先是依靠农民市场。” 但在如何实施工业化的途径问题上，斯大林则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决心走苏联自己不同的道路。

第四，斯大林的理论是为贫苦农民立命的革命和建设理论。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党早期领袖中来自受压迫阶层的一员，因此，他有着与其他领袖完全不一样的情感。他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让贫苦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对剥削者的憎恨不仅转化为思想，更能转化为政策和行动。我们在《美国农政道路研究》一书中认为，来自贫苦农民阶层的林肯总统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因为他把开国者提出的自由、民主、人人权利平等的理论当真，并为此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在苏联和俄罗斯历史上，斯大林则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领袖，因为他把为贫苦农民的生存，他们的幸福当真，甚至为此而不惜一切将它转化为现实。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的判断并非科学，而唯有斯大林农民身份的特殊背景，使他更能懂得俄罗斯的贫苦农民，也更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贫苦人立命的精髓；使他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成为真正代表贫困农民利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者。在他的全部生涯中，他对贫困的农民提出了保护，想的是他们的未来，想的是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是这种实践与人类几千年农民发展演变的正常历程是相悖的，它必然要遭到千百万有产者和富裕农民对贫困农民的敌视，而这种仇视最为集中体现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如果说在西方富人横行的世界里，人们有意诋毁斯大林倒可以理解，我们不曾明白的是，在号称代表贫苦人民利益的苏联和中国，不知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的斯大林仇视者。及至新的世纪，我们有的学者寻了一个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的命题来为农民立命，找了一个西方的 “市民社会” 来替代传统的农业社会，并以此作为全面否定苏联几十年农民革命和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依据。我们以为，源自西方的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对于社会其他阶层或许是一个理想，市民社会所包含的 “社会至上” 理念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也可能有所启示，而对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贫苦农民来说，这都是难以实现的空想。试想作为一个整体社会最为无势，极为弱势的群体，如果没有一个立志改变他们命运的领袖和政党，那就只能等到全世界富裕的人群们都实现 “自由全面发展” 之后，才有贫苦农民的份，这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画饼充饥理论么？！

第五，斯大林的理论转换昭示了一个真理，落后国家农民的命运只有依靠自己去改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社会主义应当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由这里先进的工人阶级首先取得胜利，

最后来领导和解放落后国家的人民。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先进的西方不仅没有来解放落后的国家和这里的人民，反而成为剥削和压迫这些落后国家的侵略者和世界剥削者的中心，而且迄今这样的历史还在继续。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历史任务却让给了一个文盲的、技术落后的国家的农民群体去进行，应当说这是世界性的穷人对富人的挑战。这些富有与富裕的人群因而对斯大林强制的仇视实质上就是一个阶级和阶层的仇视。因此，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就其实质上来讲，是穷人的革命，穷人的建设，是穷人的相互支援。而参与这些建设的主体是农民群体中的弱者，斯大林做到了使苏联国内的贫苦农民群体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和援助了世界上落后的民族和国家，这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曾有过的举动。

斯大林通过强制的办法达到了实践马克思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目的，改变了苏联穷苦农民的命运，而且也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国家。这条道路在有效控制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方面产生了高效率。但是这种高效率是以牺牲农业，剥削全体农民为代价的。随着老一代贫苦农民的离去，新一代农民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与政权主体产生各种矛盾，这种矛盾在长久的积累中，终究会成为动摇其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我们认为斯大林在选择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之中，由于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靠的是对农民的强制和剥削，这就提出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和列宁社会主义农政思想在新的时期必须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和创新问题，也提出了在斯大林离世后，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应当选择一个即有丰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能够批判性总结斯大林的政治遗产，其批判的勇气和决策能力都要超过斯大林，又能深层次理解苏联农民需求的领袖人物来领导和组织苏联的社会主义农业和农村建设。

但在斯大林的强制性战略中，在苏联共产党党内产生这样的人物是非常困难的。这才是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失败，也是其最惨痛的教训。因为当时苏联无论是选择马林科夫，还是选择赫鲁晓夫，都不具备这样的胆略和气魄。苏联农政的发展道路在斯大林去世后，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农政关系体系不仅没有得到改进和调整，而且在一些所谓的“改革”措施之中，农政中间体在服务于国家目标过程中，成为继农民群体之后又一个丧失了自我的社会群体，它在连接政权主体和农民群体，化解两者矛盾方面的作用几近为零，社会主义的农政建设也只能在这种无法克服和改进的过程中一天天变得无所适从和低效，成为整个苏联建设的制约性因素而引变了国家的解体。

（三）赫鲁晓夫的理论承袭与实践

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创下一个辉煌的时代基础上成为苏联最高领袖的。斯大林领导人民打赢了二战从而使苏联有了令人尊敬的世界政治地位，也有了一个和平创业的良好条件。良好的国内外环境把苏联农政方略的大调整交给了赫鲁晓夫。然而斯大林之后历史却交给了一个赫鲁晓夫无法胜任的工作：沿着斯大林晚年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在国民经济发展问题上克服斯大林快速工业化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在农政建设方略上发展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基础上进行苏联农政建方向的战略性调整。

在苏联农政的斯大林时代，斯大林通过终结列宁对农民让步的新经济政策之后，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在短期内通过对农民群体以及官员群体的强制，完成了工业化的同时，也似乎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的构想，然而这一切目标的实现，都是通过对农民的强制实现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斯大林的领袖魅力和一系列的强制手段。因此，当伟人离世后即应当有一个对农民群体的全面让步政策及休养生息的过程，并利用这一机遇反思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并进行农政建设理论的创新，在苏联农政的斯大林时代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生命力与活力的 “苏联农政道路” 来。

以赫鲁晓夫的学识水平和能力要实现这种跨越是不可能的，要求也是过高的。他作为农民群体中产生的领袖，也曾想在农业发展问题上有所作为。他对农业问题的关心，不仅超过了斯大林，而且几乎超过了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全部领袖。然而他在理论上仍然承袭斯大林时代演绎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因为国情条件和个人的能力差别，他当然不可能像斯大林那样，对农民群体采取更为严厉的强制。因此，他对农民群体的政策就是给予更多更高的美好预期，实行的是物质刺激，提出了他自己看来都无法实现的目标，即进入到一个美好的空想乌托邦时代。这些预期在当时来看足以鼓励人们一阵子，特别是青年。他借用这个条件和二战后人民渴望改变自己生活的美好愿望进行了大垦荒，在他任内为苏联人民留下了唯一值得称道的财产。然而历史代价也极为沉重。首先是他的预期和一系列计划根本没有完成，人民生活的水平也没有像他描绘的那样赶上美国，而是较之中等发达国家都相距很远，他为此采取的政治手段就是不断地诋毁斯大林，从而开创了共产党领袖们不能认真求实地对待自己英雄主义的领袖，其执政道德在世人面前开始变得丑陋不堪。西方世界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在竞争中可以你死我活，但执政后起码都能和平共处。然而以全体人民代表利益自居的共产党最高领袖，在称道之前可以亲近推崇，掌权之后却全盘否定；为了提拔可以称斯大林为父亲，执政之后却移尸毁骨。赫鲁晓夫代表斯大林时期被强制的对象伸张了正义，却使共产党的领袖集团开始了执政道德的危机。做人的基本道德都没有，遑论领导人民。这种自毁声誉，自掘坟墓的事，为那些恶意攻击社会主义的人们留下了最好最有效的口实。这不能不是他任内两次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他被和平地赶下历史舞台已经是非常正常的事了。更为重要的事，他在这样的心态之下犯下了几个带有方向性的错误：

第一，在所谓反个人崇拜的旗帜下选错了反思斯大林问题的方向。实际上斯大林农政方略不是错误，而是国家当时建设的必需。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新思维中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斯大林所采取的强制手段，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错误，它既有外部客观环境和沙皇长期专制统治的历史延续，也有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设想的局限性因素，更是当时国家的需要。但赫鲁晓夫却对这些因素视而不见，把问题都归之斯大林个人原因，这为他的继承者勃列日涅夫全盘否定赫鲁晓夫开了一个先例。

第二，政治上击败马林科夫之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重新确立。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关于重工业是否优先发展的争论是苏联新时期带有方向性的争论。赫鲁晓夫政治上的胜利使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得以保持，在国民经济的分配格局中，成为忽视民生的理论依据，它也使所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变成了空想而无法有效实施。

第三，学习美国农业的机会主义路线。美国农业发展道路的先进性、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其先进性主要表现在农业的体制和机制建设上都有可资学习的经验。然而赫鲁晓夫未能看到这一点，而是以他在美国所见所闻来理解美国的农业，并主张苏联要像美国农民那样广种玉米，像美国那样不断扩大农场和农庄的规模。这种继垦荒之后的外延式模仿，使苏联农业学习找错了方向。

第四，在理论上无所作为，促成斯大林农政建设模式走向僵化。赫鲁晓夫在理论上的无所作为，使他只能在承袭斯大林农政建设思想的基础上继续推进苏联农政的建设，从而开始了把斯大林进行的苏联农业发展道路僵化为一种固定模式。他对农民群体的让步走错了方向，开创了由国家包揽农民福利、不断抬高民众预期的路径；开创了动用武力压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农业改革探索的先例；只从生产规模、垦荒等外延层面寻找农业困境的答案，没有从农民群体真实需求出发改革体制。

（四）勃列日涅夫的理论承袭与实践

勃列日涅夫是通过政变形式登上苏联最高领导岗位的。他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赫鲁晓夫的农政方略进行大的调整，推动苏联农政发展实现新的跨越。但是他没有。而是在理论、思想、政策和体制等重要方面重新回归斯大林时代，进一步把斯大林开创的农业发展道路固化为僵化模式。在对农民群体的政策方面，他采取了与赫鲁晓夫基本一致的取向：不断抬高民众预期，持续改善生活。他任内建立了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行集体农庄有保障劳动工资制度，不少政策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仍然延续。

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能够支撑斯大林完成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却无法解决和平建设时期苏联农业持续发展的问题。任何理论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有生命力。然而勃列日涅夫固守经典教条，不断强化这套理论范式，使之面临一系列无法化解的实践矛盾：第一，“党代表全体人民利益” 原则下，国家承担的福利负担日益沉重，财政难以持续；第二，重工业优先的国民经济结构长期固化，资源持续向军事领域倾斜，农业投入长期不足；第三，土地国有制度下土地缺少人格化产权主体，土地经营责任虚化；第四，计划农业体制下农产品生产、流通机制僵化，难以适应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第五，持续 “改造农民” 的治理思路下，农民逐步丧失独立利益诉求与主体性。列宁当年设想 “使农民与私有制脱离，为国家工作” 的目标实现之后，农民群体日益变成只服务国家、缺少自身利益与内生动力的群体；第六，社会主义大农业不断扩张，各类农业综合体依靠高投入维持，生产效率长期偏低；第七，党政直接管理农业的体制，压抑农村基层自主性与农民生产积极性；第八，“发达社会主义农业论” 禁锢改革思路，彻底堵死了借鉴、吸收美国农业政策合理经验的空间。

（五）戈尔巴乔夫的理论新选择与实践

戈尔巴乔夫是苏共新一代领导人。他最初也曾希望改良、完善苏联农政模式，但持续恶化的农业与国民经济形势，迫使他在农政理论与实践上发生根本性转向。上台初期，他在理论上仍坚持马克思主义，重新发掘列宁合作制、新经济政策思想，现实政策却延续勃列日涅夫时期体制。随着危机加深，他转向民主社会主义，逐步放弃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共原有路线，重新确立农民主体地位，重启向农民让步的改革思路，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成为其重要理论参照。

我们先来简要回顾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形成与斯大林的重新选择，再来分析戈尔巴乔夫的转换。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农民通过暴动、起义倒逼出来的政策，依靠对农民让步缓和政权与农村的矛盾。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整套农政体制，和新经济政策内在逻辑互相冲突，必然要求体制同步改革。列宁来不及完成这一进程便去世。斯大林初期也曾推进新经济政策，但政策深入推行后，农民自主经营、农产品自由贸易，会催生独立的农村市场力量，要求国家减少行政管控。既有农政体制的目标却是全面统筹、直接管理农村生产生活，二者结构性矛盾无法调和。斯大林没有选择改革旧体制，而是推行农业集体化，实现体制与政策重新匹配。依靠这套模式，借助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外部机遇，通过农业积累支持工业，苏联短期内完成工业化。

但集体化道路并非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常态路径。长期体制强制之下，农民逐步丧失主体性。一代代农民期盼类似新经济政策的宽松环境，却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长达三十年的僵化体制维系下，诉求长期得不到回应，农政矛盾不断积累，积重难返。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出身农民家庭，属于希望改造斯大林式农政体制的农民精英。赫鲁晓夫错失改革窗口期，勃列日涅夫进一步固化旧体制之后，苏联农政关系已经很难调和。

历史将改革任务交到农民出身的戈尔巴乔夫手中。但在苏共传统意识形态框架内，能够找到的只有计划农业论、改造农民论，缺少改善农民处境、重塑农民主体地位的可行方案，唯有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可以提供改革依据。因此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大力重拾新经济政策思想，这也得到农民群体的期待与支持。

然而落实新经济政策、确立农民经营主体地位，遭遇到原有农政体制与官僚特权阶层的强大阻力。这套体制催生的特权集团和普通农民利益存在深刻分歧，体制存续维系着特权阶层利益，市场化、松绑农村政策会冲击既有利益格局。仅仅调整农业政策远远不够，改革必然触及整体体制，带来巨大政治风险。

农业与国民经济全面危机持续发酵，倒逼戈尔巴乔夫进行更大幅度理论与路线调整。在原有理论体系内找不到出路，促使他转向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目标转向落实农民家庭农场、恢复农民合作社，重新把农民确立为农村发展主体。推行这一系列让步政策，必然要求变革原有农政治理体制。体制变革冲击官僚阶层利益，阻力空前巨大。为推动改革，戈尔巴乔夫最终选择依靠原有理论体系之外的政治理念推进转型。

这场体制变革最终导向苏联解体、苏联农政模式彻底终结。对社会主义事业而言这是巨大悲剧；对苏联农民而言，是摆脱旧体制束缚还是陷入新的困境，一直存有巨大争议。笔者更倾向认为旧模式难以为继。苏联解体意味着苏共未能持续协调国内各民族利益、无法代表大多数民众诉求，最终被人民抛弃；苏联农政模式终结，则证明单纯计划农业难以平衡广袤大国复杂的城乡、工农关系，无法持续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一个现代政党，如果不能真正代表大多数民众利益，长期无法建立兼顾普通民众福祉的利益协调机制，就会丧失执政根基。大量史实表明，解体之前苏共已经日益脱离普通民众，更多体现官僚特权阶层的诉求，“代表人民” 逐步沦为体制外衣，无声退场成为历史结局。

苏联解体同样印证一条历史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农民群体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既可能以暴力方式参与王朝更迭，也可能在当代通过自身成长起来的政治精英，和平否定不再代表自身利益的体制。

苏联农政模式的终结深刻启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农民群体想要真正成为新社会的建设主体，必须持续创新、发展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这是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临的现实课题。固守经典教条、拒绝理论革新，只会造成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持续紧张，农业效益长期低迷，最终迫使社会以极端方式终结旧模式。

它留给学界最重要的警示在于：学术研究应当实事求是，似是而非的理论总结只会误导实践、催生政策盲从。唯有还原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本来面貌，客观、求实梳理它在各国实践中的成败得失，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农政理论持续创新发展。

原文出处：李典军《苏联农政模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年 5 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