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钝

文化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经济基础决定文化形态，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凡是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或地域，都会出现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文化上的转型，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晚期，社会上出现了很多问题，各种矛盾也很多。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出现以后，科学同这个国家及民众过去普遍认同的信仰或者说意识形态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延续了几十年。换言之，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对立和互相制衡，构成了当时西方文化的一条主线。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类似的文化冲突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国家的经济连续数十年高速持续增长，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就是文化建设上的相对滞后，因此必然会引起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集中表现在当今存在的新的“三大差距”上：一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相对滞后；二是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三是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宣传、教育、学习等上层建筑领域所引发的一系列观念与方法上的革命，与某些人习惯的思维方式乃至制度方面的条条框框之间的不和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说法，旧的“三大差距”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所决定的；沿着这样一种思路，我们也可以说新的“三大差距”是由我国生产力的新近发展引起的，是一种新现象、一个新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办？优秀的管理者、领导人、有责任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应该主动地迎接挑战。概言之，经济发展了，文化也要跟上去，尽管二者不可能完全同步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在这方面，作为科学研究之强大支柱的自然科学基金委应该有所贡献，而且能够有所贡献。

讲到科学基金文化，我以为不能过多地将其理解成制度建设、机关作风、官员自律，乃至科技管理的政策、对策等等，而应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立场上，站在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高度上看待中国的文化建设；不要一谈文化建设就认为是中宣部、文化部、社科院的事情。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就应该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主导力量。

我觉得基金委应该更多地介入国家的文化建设事业，为弥补上述新的“三大差距”做出更多的贡献。具体地说，就是通过科学基金的资助和引导，充分发挥科学家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为此，应努力建设和培育这样一种机制，从基金委的组织结构与资助指南中就能体现出来。比如说，在现有的几大学部框架之内，增加一些用人文和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科学”的内容。这里所说的“科学”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我们当代文化的一部分。从现在的布局来说，建议在管理科学部下增加一个处，或者在现有某处之下增加一块相关的内容，把以整体的“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包容进来，包括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人类学，乃至考古学、心理学等，以这些交叉性学科的思想和方法来研究科学家的行为、科学制度、科学中心的转移、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等等；而不应将“管理科学”理解成狭义的应用政策性的东西，年年支持一些空洞无物的对策建言或预言性质的分析报告。这部分投入的经费不是很多，但的确与国家的科学文化建设相关，因此也就非常重要。

（2008年4月29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基金文化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载《科学时报》2008年6月30日A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