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艺术的序曲
11月5日晚上，葡萄牙大使馆为20多位来自欧洲与东亚的科学史学家，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中国皇家宫廷巴洛克音乐会。演奏的曲目全部是18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宫廷为乾隆皇帝演奏过的，包括用西方乐器改编的中国乐曲，以及西方音乐家在中国创作的巴洛克音乐。
这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实际上是第四次葡萄牙与东亚数学科学系列会议的一个序曲。音乐会的演奏者是来京参加中比音乐节的三位年轻音乐家，在音乐节结束后，应葡萄牙大使的邀请特意为会议加演了一场。
“三位音乐家已经订了当晚返程的机票。”会议的中方主席、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刘钝说，“当他们看到葡萄牙大使提供的学者名单时，便决定紧缩行程，为会议加演一场。”在会议名单上，不仅有很多国际科学史学界的知名学者，更有在巴洛克音乐研究方面的世界级大师，他们的名字对三位年轻的音乐家来说耳熟能详。因此，三位音乐家表示，能为这些大师演奏是“一种荣幸”。
葡萄牙与东亚数学科学系列会议发起于1995年，同年在葡萄牙举办了第一次会议，1998年在澳门大学举办了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则于2005年在东京大学召开。系列会议的核心目标是，深入研究与探讨科学技术在欧洲与东亚间的交流，其中作为东亚中心的中国、作为最为关键时段的17～18世纪，以及当时拥有护教权的葡萄牙和它所派遣的传教士，更是会议所探讨的焦点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葡萄牙大使馆举办的中国皇家宫廷巴洛克音乐会，不仅仅是一场序曲，更有一种象征意义——当年，西方传教士为达到传教的目的，纷纷以来自西方的技艺吸引和影响统治者以及中国的知识分子，其中音乐是一种方便、有效的“敲门砖”，很多传教士借此赢得了在中国宫廷的立足之地。1601年，利玛窦就靠着一架古弦钢琴，敲开了万历皇帝的宫门，并把音乐当做宣讲天主教义的最有效手段。
除了利玛窦外，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也曾以出色的音乐才能，深得康熙青睐。1666年，21岁的徐日升以耶稣会传教士身份来华，从1673年起直至1708年去世，一直生活在北京，并与康熙建立起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是研究欧洲与东亚文化交流的关键人物。今年恰逢他去世300周年。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参观了他曾长眠的北京栅栏墓地。一些学者还在本次会议上与同行们分享了近年来发现的关于徐日升的新资料，其中包括目前在研究上极度欠缺的、有关他早期经历与教育的内容。
葡萄牙—东亚：影响是双方的
“炫技，是当年传教士们普遍采用的、借以登堂入室的途径，其他知识像数学、天文学也被广泛采用，因此促成了西方科学与艺术在东亚的早期传播。”刘钝说。
这种以技传教的风尚遍及整个东亚地区。本次会议上，执教于台湾清华大学的俄罗斯学者阿里克谢·沃尔科夫（ALEXEI VOLKOV），报告了他对越南传教士的研究方面的进展。新的研究表明，越南的传教士面临着更严峻的民众仇视情绪，他们往往靠技艺得以立足，一位传教士因为成功医治了王后和公主的疾病，才获准修建了自己的教堂。
“我们所说的葡萄牙，是一个大区域的概念，它不仅仅指这个国家，而是更广泛地指向欧洲。”会议外方主席凯瑟林·嘉米（CATHERINE JAMI）说。17～18世纪，葡萄牙是欧洲最为强大的国家，享有“海上霸主”的声望，教皇为了赢得这个强国的支持，授予了葡萄牙所谓“护教权”，将派遣传教士的权力和责任交给了葡萄牙。受派遣的各国传教士都要向葡萄牙国王宣誓效忠，其中很多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法国人等。此后西班牙崛起，葡萄牙逐步丧失了它在西方的权力，却在很长时间内保留着对东方的控制权。“因此，聚焦葡萄牙实际上是聚焦整个欧洲与东亚的往来。”
炫技风尚使传教士们自西向东影响着东亚地区，反过来说，对传教士技艺的高水平要求，也从东向西影响着葡萄牙教会的教育结构。里斯本大学的亨瑞克·莱涛（HENRIQUE LEITAO）在本次会议上报告的最新研究表明，17世纪中国的需求，导致了葡萄牙数学科学教育的极度膨胀。在这里，数学科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数学，而是包括数学、天文学，甚至军事的一个大学科概念。莱涛的研究显示，在17世纪初期，葡萄牙教会学校数学科学的课程仅有300名学生的规模，此后迅速增加到700人、上千人，到了17世纪的最后几年，数学科学拥有的学生人数最多达到2万名。他指出，从同时期葡萄牙其他学科的发展规模看，这种膨胀不可能是内需造成的，种种证据表明，尽管这些掌握高水平数学科学的传教士大多并没有被真正派往中国，而中国的需求却极大地刺激了这个学科的发展，导致了它的极度膨胀。
17～18世纪：
三种文化在中国碰撞
17～18世纪，对于中国与欧洲来说，都是风起云涌的200年。在这200年间，思想启蒙运动遍及欧洲，现代科学和工业文明逐步发展起来。而在中国，却是政权交替、政治动荡、文化交融的200年。刘钝说：“明末东林党的兴起，给了西方传教士一个重要的机会。”
台湾清华大学徐光台在研究东林党人熊明遇与西方科学的几次接触时，指出每当他政治失意时，便会研究西方科学。因此，这个群体的知识分子身份以及政治上的沉浮，使他们更有机会和兴趣去接触西方思想。
多年来，凯瑟林·嘉米一直把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康熙王朝这一时期。在她看来，在明末因帝王修历需求而顺利进入中国的西方技术，随着政权瓦解，面临一种新的形势。“清代的帝王不是汉人，他们结束了汉文化统治后，如何确立自己的王朝文化，如何对待西方科学，是非常值得研究与探讨的。以康熙为例，他受到满文化和汉文化的双重教育，在对待欧洲科学的态度上，与他的儿子、几乎单纯受汉文化教育的雍正，有着很大的差别。”
徐光台说：“这段历史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中国与西方科学的最早期的接触，从最早期的交流历程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意识是如何看待和理解现代科学的，以此摸清中国现代科学的建立和发展脉络，以及其中存在的进步与不足，对中国科学未来的发展也是一种借鉴。”
因此，一些学者在讨论时，反对用“翻译”这样简单的字眼来描述早期西方文化的传播。他们认为，早期的交流不是翻译的形式可以概括的，而是一种更复杂的“设问”与“回答”，交流双方在问答框架的设计上，体现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交换，而是不同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碰撞。
除了别开声面的开场、兴味盎然的议题外，本次会议浓郁的学术气氛也令人印象深刻，中外学者们在谈论问题时深入、充分、直言不讳。
会议的主办者说：“我们把营造良好学术氛围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对所有的参会专家，不论享有多大的国际声望，本次会议会务组一律不安排接送，而是先期提供一份详细的会议指南，包括从机场到会议驻地的详细线路和费用说明。刘钝说：“我们希望以这次会议为今后此类国际会议做一个良好的范本：淡化宾主应酬，突出学术气氛。”
会议为期3天，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澳门科学文化中心、里斯本大学、中葡科学历史中心共同主办。
《科学时报》 (2008-11-12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