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吴先生关于现代画家对古代数学家造像问题的教诲

——庆祝吴文俊先生90华诞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郭书春

 

重温吴先生关于现代画家

对古代数学家造像问题的教诲

——庆祝吴文俊先生90华诞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郭书春

 

元以前的科学家，没有当时的画像流传到现在。因此，上世纪50年代之后，一些画家创作了许多古代科学家的造像。如何看待和使用这些造像，是学术界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根据吴文俊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教诲，谈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同好。

 

吴文俊先生的教诲

首先要谈到吴先生34年前关于现代画家对古代数学家造像问题的教诲。

钱宝琮先生主编的《中国数学史》在文化大革命中像所有优秀的学术著作一样，受到无情的批判，有人甚至说“《中国数学史》是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渊薮”。我们的“无产阶级觉悟”低，虽然认识不了这么深刻，但还是认为其中有许多错误观点。因此，1975年夏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在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一恢复科研工作，有的同志就提出：中国数学史的史料已经搞完了，钱老的《中国数学史》的缺点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因此，提出要在现有史料基础上写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数学史》。研究所领导和学部领导小组支持这个提议，还指示我们，要吸收工农兵参加写作。为了写好这本书，要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其中工农兵代表不能少于三分之一，否则不批准开会。“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要广泛征求工农兵和同行对钱宝琮的《中国数学史》的意见，才能写好新的《中国数学史》。

1975年秋，根据学部领导小组的指示，我们在梅荣照同志率领下，一方面到位于酒仙桥的774电子管厂与该厂工人理论小组的师傅们同劳动，同时给他们讲中国数学史，以便他们能够参加并指导新的《中国数学史》的写作，一方面走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对中国数学史感兴趣的学者和数学教师，征求对钱老《中国数学史》的意见。在我们的走访中，大多数的受访者还是按照文化大革命的调子对钱老的《中国数学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只有吴先生的态度完全相反。他说：

评法批儒中，关肇直先生组织我们学习中国数学史，对我们这些人，看古文还不如看外文容易，中国古代数学著作，找不到外文译本，所以我们主要是通过学习李俨、钱宝琮的书学习中国古代数学。我认为，钱宝琮的《中国数学史》是我读到的数学史著作中最好的一部，从史料到观点都很好，我学到很多东西。唯一的缺点是用了蒋兆和给祖冲之和僧一行画的像。这些画像是现代画家的想象，不是历史文献，不应该用。一部以原始文献为依据的学术著作用了这些画像，读者会误以为那些历史事实也是想象的。

以上的文字，只是我的追忆，当然不可能一字不差，不过大意是不会错的。2007年春，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撰写的“前言”初稿中写了这件事[①]，并将“前言”呈吴先生指正。吴先生立即回信云：

你提到我反对用现代人对古代学者的臆想画像，我已不再记得此事。但我确有此意。顺便一提，我对***先生在某一著作中刊入现代画家对刘徽的[画]像，我也很不以为然。

吴先生的信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上面所记吴先生的话不虚，起码与事实相去不远。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1975年，在四人帮的鼓噪下，正在批林批孔，“左”的思潮还弥漫全国，吴先生如此高度评价钱老的《中国数学史》，确实出乎我们的意外，真是启聋发聩，深深地震撼了我们。这是别话。

我认为，吴先生关于学术著作不应使用今人对古代数学家的臆想的画像的教诲，维护了学术著作的严肃性，可信性，是十分重要的。所以30余年来，我一直遵从吴先生的教诲，在自己的著作中从来不用这类画像。

 

　　　　　　　　　  　关于祖冲之的造像

蒋兆和先生大概是现代中国最先创作古代科学家造像的，他50年代画的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李时珍等画像已经家喻户晓，影响巨大。

我认为，作为艺术创作，根据历史资料，为历史名人造像，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应该提倡的。在一些普及读物中，在一些展览中，使用一些不与历史事实相悖的造像，给人以形象的提示，印象深刻，也常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事实上，上世纪50年代，蒋兆和先生画的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李时珍等中国古代四大科学家，对普及古代科学知识，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配合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运动，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我本人50年代正在中学学习，对此深有体会。

　 　　蒋兆和造祖冲之像　　　　　　　　蒋兆和造僧一行像

不过，蒋兆和的四大科学家画像年龄都偏大，大概都五六十岁。古今中外的大科学家中固然有大器晚成者，但毕竟是少数，多数科学家的最杰出的科学贡献都是在年轻时做出的，数学家尤其如此。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数学、天文的重大创造都是30岁前后完成的。张衡担任太史令才37岁，祖冲之完成《大明历》才33岁，一行去世时也不过44岁。显然拔高古代科学家的年龄，不利于鼓励青年和中小学学生少年立志，向科学高峰攀登。

另外，也有人已经指出，画像中祖冲之左衽，是不对的。“左衽”，也就是说衣襟向左掩，在我国古代是契丹人服饰的基本特征。而广大中原地区汉人的服饰一般是向右掩的，也就是“右衽”，盖其因源于“黄帝制衣，交领右衽”之说。故而“左衽”也就成了区别汉人、蛮夷的重要标志，在古代启蒙教材《幼学琼林》中就有“左衽是夷狄之服,短后是武夫之衣”的描述。在那个时候，如果说谁是“左衽”，那简直就是在骂他是野人[②]。

　 

李翔造祖冲之像

后来在网上又看到两幅祖冲之的造像，一是李翔乙酉年（2005年）画的，另一幅不知何人何时所作。这两幅也犯了“左衽”的错误。李翔画的祖冲之显然比蒋兆和画的年龄大得多，而且横眉冷对，不像是一位思想深邃的科学家，倒像一个市井之徒。画家可能想表示祖冲之与戴法兴的辩论情景。但是，祖冲之生于公元429年，他造《大明历》是在大明六年（公元462年），才33岁，与戴法兴辩论时断不会如此老气横秋。可见画家创作时没有考虑起码的历史事实。

 

　　　　　　　　　　  　 关于刘徽的画像

吴先生给我的信中谈到的他“很不以为然”的现代画家对刘徽的画像，实际上是蒋兆和先生于1980年前后为刘徽的造像。造像把刘徽画成一个满脸皱纹的耄耋老人。

（一）蒋兆和先生刘徽造像的时代背景

如果说蒋兆和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把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李时珍等都画成50多岁，已经偏大了的话，那么把刘徽画成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则更推向了极端。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前后会出现这种情形呢？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原来，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由于“红卫兵”和许多青年人在文革中被四人帮利用，在打倒老干部，迫害老科学家的凶风恶浪中，起了极坏的作用，所以在当时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算文革时，社会上，特别是舆论界，有意无意地滋长了一种歌颂老人，指责年轻人的倾向。报刊上大量批判文章，许多文艺作品中一提到年轻人往往就说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一提到老年人就是与四人帮作了坚决的斗争。这些文章似乎忘记了，文革中遭到残酷斗争的老干部，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时，大都二三十岁，甚至十几岁，夺取全国政权时也不过三四十岁。延安的“四老”或“五老”，才不过五十多岁。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科学家，在他们做出杰出的科研成果时，也大都三十岁左右。这些文章也忘记了，投靠四人帮的固然有许多青年人，但也有老干部和老的无耻文人，文革中遭难的也有大量青年人。以年龄划线自然是不科学的。看来蒋兆和先生未能免俗，正是在当时凡老皆好的社会风气下，不进行必要的考察，便将刘徽画成一位耄耋老人。

（二）魏晋多早熟夙悟才子

大家知道，在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变革时候，往往多少年得志的才子。

占据20世纪中国政治界、军事界、思想界和科学技术界、文学界等舞台的叱咤风云的人物，不管是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也不管是亲共还是反共，大都在“五四”运动前后或二三十年代登上历史舞台，当时都只在20岁上下。当时由于清朝遗老和许多守旧人物反对科学和民主，反对社会进步，致使许多人接受进化论观点，与六十年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反，出现了一种歌颂青年人，排斥老年人的倾向，钱玄同先生甚至说，一个人到了40岁还不死就该自杀。所以在钱玄同在40岁还健在时，他的朋友们给他开了一个“追悼会”，成为笑谈。

东汉末年到魏晋之交，中国社会也处于大动荡和大变革中，庄园经济和门阀世族占据经济政治舞台的中心，儒家的说教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逐渐失去统治地位，繁琐的两汉经学也被送进历史博物馆，思想界面临着春秋战国以来没有过的大解放，其中最突出的是玄学与辩难之风的兴起。此时多早熟夙悟才子，王弼（226－249）被害时才23岁，是任何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都必须花笔墨的大哲学家。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诸葛亮，出山时才26岁。侯外庐等先生列出史书有记载的东汉末至晋初一些才子的简表，其中：

马融“少而好问，学无师”，

郑玄（127-200）“少好学书数，十三诵五经”，

孔融（153-208）“四岁有识，十岁知名”，

徐穉“九岁知名”，

祢衡“未满二十与孔融（50岁）交”，

何晏“少以才秀知名，七岁明惠若神”，

夏侯玄“少知名，弱冠即官”，

傅嘏“弱冠知名”，

管辂“号神童”，

刘廙“年十岁知名”，

嵇康“少有儁才”，

阮籍“少能论道”，

王弼“幼察而惠，十岁通辩能言”，

钟会“少敏慧夙成，五岁即知名”，

向秀“少为人所知”，

郭象“年少有才理”，

谢仁祖“八岁神悟”，

山涛“少有器量”，

王戎“幼而颖悟，七岁神童，

王衍“幼年知名，辩谈不屈，

乐广“八岁被认为名士”，

卫玠“五岁知名”，

谢万“早知名”，

杜育“神童”，

王右军、王安期、王长豫被称为“王家三少年”，

等等。

侯外庐等先生进而指出：“由上面不完全的表看来，人物大都是少年显名的，甚至很多是被称为‘神童’的。他们少不更事的幻想，的确可以跳出皓首穷经的圈子，别寻玄远的抽象概念世界。” [③]

总之，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科学技术家，大多在二三十岁就做出了永垂青史的大事业。蒋兆和先生把正在撰著《九章筭术注》的刘徽画成七八十岁的耄耋老人，是有悖于魏晋的时代精神的。

（三）刘徽注《九章筭术》时的年龄

刘徽的生平，除了他自述“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④]，及《隋书·律历志》说:“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⑤]外，没有任何记载，其生卒年代更不可考。不过，由于刘徽的《九章筭术注》被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关于刘徽的思想资料，大约是北宋以前的数学家中，我们知道的最多的一位。由对他的思想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大体推断他的出生年代。

刘徽注《九章筭术》的宗旨是“析理以辞，解体用图”。“析理”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析万物之理。”[⑥]但是在当时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并没有方法论的意义。而在魏晋时期，“析理”却成了辩难之风的要件，甚至是其代名词。当时的名士经常就一个命题在一起“析理”，有人持正方，有人持反方，类似于现今的大学生辩论会。刘徽的“析理”的内容当然与思想界不同，但他在追求概念的明晰，推理的正确，证明的严谨等方面与辩难之风方向上是一致的，格调是合拍的。刘徽的“析理”显然是思想界的“析理”在数学上的反映。辩难之风盛行于正始年间（240-248）。那么刘徽学习《九章筭术》，进行数学研究的时候，应该在正始年间或其后。

关于析理的原则，刘徽也深受思想界的影响。比如他们都重视“贵约”，嵇康主张“析理贵约而尽情”[⑦]，王弼主张“约以存博，简以济众”[⑧]，刘徽主张“要约”，他说：“又所析理以辞，解体用图，庶亦约而能周，通而不黩，览之者思过半矣。”为了做到要约，他们都主张“举一反三”，“触类而长”，反对“多喻”。

刘徽有的句法都与某些思想家的话类似。比如关于分类问题，何晏说：“同类无远而相应，异类无近而不相违。”[⑨]刘徽说：“数同类者无远；数异类者无近。远而通体知，虽异位而相从也；近而殊形知，虽同列而相违也。”何晏是说：同类的东西在近者是相从的，异类的东西在远者反而是不相违的，显然是一个诡辩命题。而刘徽阐发了关于数的正确分类原则。不过，两者句法之相类是十分明显的。

又如关于数的本源方面，刘徽也有与王弼十分相近的论述。王弼说：“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⑩]又说：“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11]刘徽则将王弼的话与《老子·第一章》的命题“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12]结合起来，提出：“少者多之始，一者数之母。”两者的相近是明显的，不过二人的寓意也不相同。王弼的话是为极少数身份性地主阶级的统治辩护的，而刘徽的话说明数的积累与度量，是一个含有正确因素的数学命题。

由刘徽与辩难之风的关系，特别与何晏、嵇康、王弼等玄学名士思想上的联系，语句上的相近，我们可以推断，刘徽的生年大约与嵇康、王弼相近,或稍晚一些。嵇康生于公元223年，王弼生于公元226年。那么,刘徽应该生于公元3世纪20年代后期或其后，不过最晚不能在公元245年之后。换言之，公元263年他完成《九章筭术注》时,年仅30岁上下,或更小一点[13]，决不可能是一位满脸皱纹的耄耋老人。

因此，蒋兆和先生给刘徽的画像是一幅有悖于历史事实，与魏晋时代精神和特点相矛盾的作品。它不会给人以正确的历史启示，反而会造成错误的导向。这样的创作，“有不如无”，不仅学术著作中不应该采用，即使在展览和科普读物中也不宜使用。

 

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现代画家作为艺术创作，为古人造像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毕竟是艺术家的想象和创作，不是历史事实，学术著作不宜采用。吴先生关于学术著作不应使用现代人对古人的造像的教诲，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仅应该遵从，而且应该宣传吴先生的这一观点。

作为展览或科普作品，可以使用现代人对古人的造像，但应慎重筛选，剔除那些有悖于历史事实的纯属虚构的东西。

艺术家创作古代科学家的造像，应该学习点历史知识，特别是科学史知识，避免画出有悖于历史常识的作品。否则谬种流传，遗害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

科学史工作者应该注意向社会，特别是广大教师和青少年普及准确的科学史知识。